“我国已进入信息时代，但在与一些省市级领导交流中，发现不少人还在用工业时代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发展信息经济。”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在2016中国计算机大会（CNCC）上表示，推动“互联网＋”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其根源是对时代的认识不到位。

CNCC创建于2003年，每年由一个城市主办，已经连续举办12届。今年的大会是规模最大的：10多位院士讲者，30多场前沿技术论坛，50多场技术专业交流活动，300多位国内外计算机领域的专业学者企业人士。人工智能(AI)、虚拟现实(VR)、大数据等“风口”议题吸引了众多听众。

李国杰认为，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标志着中国进入以信息化驱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的新阶段，是经济和社会管理的跃迁。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工业化几乎是空白的条件下，第一代领导人敢于提出“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那么现在应实行“以信息化为主导，以工业化为基础”的发展战略。

他举了一个例子。19世纪，汽车在英国开始流行。1865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部《机动车法案》，后被人嘲笑为《红旗法案》。其中规定：每一辆在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必须由3个人驾驶，其中一个必须在车前面50米以外做引导，还要用红旗不断摇动为机动车开道，并且速度不能超过每小时4英里（每小时6.4公里）。

李国杰举这个例子，是为了提醒政策制定不要逆时代发展。因为我们在信息化发展中，也颁布过一些不利于互联网普及的法规。

另外，他认为虽然现在信息领域不断出现云计算、物联网、智慧城市、大数据等各种新词，但是并没有出现支撑经济繁荣的基本创新。目前，我国还处于信息消费的初级阶段，年人均信息通信技术消费只有300美元，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巴西的三分之一。因此，要把提高人均信息消费水平作为一个目标。

“信息社会与工业社会有非常大的差异，有不同的系统结构、不同的基本理念、不同的发展目标。”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教授陈禹简略分析了各个社会形态的不同：农业社会是孤立的熟人社会基础上的自然经济；工业社会是平面式简单交换市场结构；而信息社会则是立体化、层次化、网络化的复杂结构，因此分工和合作也要从过去被动的分工合作转变为共赢、共享、自觉的分工合作。

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周涛是大数据挖掘与分析领域年轻卓越的创新者。他认为信息社会经济和劳动力构成会发生很大变化。大量原有劳动岗位，重复性劳动甚至具有一定创造性的劳动岗位都将被智能技术和设备替代，甚至包括医生，都有可能被替代，由机器来诊断并开具处方。商业和政府组织形态发生变化，商业组织轻型化、个人经济开始崛起，同时过去以信息封锁和垄断的控制方式失效。

这些变化都将改变原有的社会管理、运行方式，社会管理者、政策决策者都应认清这些转变。

实际上，在发展信息经济时，应该认清的不只是滞后，也要防止冒进。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铁牛在大会上表示，“要警惕人工智能进入下一个寒冬。”他介绍说人工智能产业化应用蓬勃发展，2015年全球人工智能市场规模为1270亿美元，今年预计达1650亿美元，到2018年预计超过2000亿。但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入和产业化发展进入了爆发期时，更应冷静对待。

今年3月，人工智能AIphaGO在围棋人机大战中赢了人类高手，这次对决提高了人们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期望值。“人工智能”“大脑”“类脑”“机器人”遂成为热词，引起了投资界的狂热。

然而，谭铁牛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智能机器人、认知专家顾问、机器学习、自动驾驶汽车等人工智能热门技术正处于“期望膨胀期”，不过，接下来可能进入“幻灭期”。所以必须清楚看到目前人工智能在现实中的应用还有诸多技术瓶颈和局限，吸取教训避免重蹈“盛极而衰”的覆辙。

关于人工智能创业，谭铁牛认为跟风口不如找关口，要重视前沿基础理论研究。他举例说，当下的热点是深度学习，但是深度学习不等于AI，深度学习只是人工智能领域机器学习方向的一种方法，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所以需要进行思考如何克服这个瓶颈，人工智能发展下一个关口在什么地方。（本文由中国首家互联网法律+O2O第一门户——猎律网整理）